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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之相对比，中国的行业协会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发展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不是自下而上内生于经济的，而是自上而下政府干预或培育的结果。

也可参见前注[56]，舒国滢文。但教义学法学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它要脱离实践，相反，它对于法律适用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教义性规则服务于法的安定性，因为只要它们没有被驳倒就是有拘束力的。

莱布尼茨并不将上述两种组合术限于概念，而是也将它们扩展至命题之上，并希望通过概念组合术来查明特定表述之间存在的所有定理。从内涵上看，这种组合术在公理化的法律概念体系中所做的是将不同的简单法律概念相混合来形成概念组合。相比于前者，他更关注法学家关于法律之观点这一意义上的教义。为此，他们不仅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旧辩证法并将它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也部分推进了新的经院哲学辩证法的形成。天主教神学将教义定义为由上帝直接启示并由教会向所有信众宣告的真理。

莱布尼茨认为，法学与神学在前提之效力基础方面具有令人惊讶的相似性，因为两者都以某种公认意志的权威为基础，因而对于必须适用它们的人来说是无需证明的。[1]参见舒国滢：《法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从古罗马时期的Jurisprudentia谈起》，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1期。被遗忘权的制度理念在我国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聘用规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受害人救济规定、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

但被遗忘权这种称谓饱受争议，以Napoleon Xanthoulis教授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被遗忘权这一称谓只是提出的更早、更时尚，在新闻报道和欠严谨的法学文献中较多出现，吸引眼球而已[4]。通常来说，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会随着时间和传播领域的扩展而衰减。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欧盟之所以设立被遗忘权制度，在于用法律手段实现维护本地区信息主权的目的。

紧跟其后的被遗忘权条款中，也分成两款，第一款是可以行使被遗忘权的情形，第二款是不得行使的例外情况，从而弥补欧盟立法混乱不清的弊端。甚至可以预见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即便有法定化的删除权和被遗忘权，具体的执行情况依然堪忧，法律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更重要的是不履行义务的成本很低。信息主体通过行使被遗忘权，可以避免自身的相关信息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和有关自身的消极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而获得社会的谅解，提升社会评价。数据行业协会通过代表大多数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利益，以行规行律对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监督约束，但又助力其发展。(五)其他没有正当理由继续持有信息的情形。

因此，在我国立法理念注重公共利益优先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在社会诚信建设也有待进步的现阶段中，被遗忘权在当下我国的落地生根存在一定水土不服。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删除权，但实质上赋予了信息主体狭义删除权。综前所述，目前我国存在诸多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本土化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体系中有些法律制度设计的要义也与被遗忘权精神旨意相映成趣。对于被遗忘权与表达权冲突的解决策略，其调和之策往往具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澳大利亚的被删除权(Right to be deleted)[24]与被遗忘权的理念极为相似，即虽然数据的收集利用是合法的，但数据主体可以要求删除或不能识别，只是该数据限于数据主体自己上传的。结语 任甲玉诉百度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对被遗忘权在我国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

(七)为了诉讼请求的提出、实施和防御而实施的必要行为。尽管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单单用比例原则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些抽象和不易操作，但在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判决后，谷歌公布了富有指导意义且极具操作性的谷歌独立专家报告。

甚至有观点认为比例原则纯粹是一纸空文，因为它并不提供具有客观性和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而任甲玉离开陶氏教育集团不再供职的信息仅仅不到一年，公众有对其近期工作经历的知情权，此时渴望被遗忘不太光彩经历的个人利益不能超越公共利益。而在我国，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并不完善，且常常让位于公共利益。[20]参见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64 Hastings L. J.2012， p257， p262. [21]翟相娟：《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之兼容与平衡》，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二、被遗忘权溯源 (一)被遗忘权在欧盟的演变与实现 被遗忘权的立法雏形最早出现在欧盟。与先前草案相比，GDPR法案中第17条最终变成了删除权(被遗忘权)即right to erasure(‘ right to be forgotten)，与2012年GDPR草案版的被遗忘和删除权和2014年GDPR草案修订版删除权名称都不同。

中外法院的被遗忘权纠纷案件判决结果表明，两者对于该权利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次，因被遗忘权权利历史悠久，应在传承上有所体现。

这些法律更强调个人数据处理的透明，强调控制者各种义务的履行，确保个人可以知晓其数据被处理的情形并在必要时拒绝处理。但需谨记的是被遗忘权制订和适用中应当保证的底线是尊重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与自由。

[8]参见P. Korenhof et.al.，Tim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Study into Time as a Factor in Deciding about Retention or Erasure of Data, CP- DP 2014. [9]参见齐爱民、李仪：《论利益平衡视野下的个人信息权制度——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该条由9款16项构成，对数据主体享有的被遗忘权的定义、内容、实施和适用及例外规定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2014年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终审判决支持了冈萨雷斯保护其被遗忘权的诉讼请求。(三)学校、科研机构等为学术研究或者统计目的在合理范围内合法实施的行为。正如高富平教授在其著作《个人数据保护和利用国际规则：源流与趋势》中阐述，不论是2012年修订版的《108公约》，还是OECD《指南》和GDPR，原则上，不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个人数据处理均是合法的。自《十二表法》以来，罗马法逐渐发展出以保护非物质性的精神利益为目的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18]，以保护人应当享有的社会尊重。

二者的冲突使立法者与裁判者面临尴尬境地：为保护被遗忘权而限制他人的表达自由，或者为实现表达自由而允许个人信息被他人自由地使用与处理，[9]而不得要求删除或屏蔽。当下研究都是关注网络中的个人信息的被遗忘权，而对于报纸、公告甚至档案等纸质媒介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未能涉及，这也有待今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因此，两案的诉讼请求基本一致。所以我国在确立被遗忘权时有很多参考和借鉴。

作为欧洲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源流的欧洲委员会的《108公约》即是定位于保护个人尊严，保护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尤其是为了保护隐私)，还强调必须与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表达自由)相协调。但两审法院在判决时都没有参考引用《最高院规定》，而是以原告主张被遗忘权试图向后续客户隐瞒其工作经历，不具有正当性，从而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何在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宽容的人性的社会，应该给予改正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应当允许对其某些过去和过往被遗忘。(五)依据法律规定，某些个人信息的删除是信息持有人的法定义务。但两案中个人信息在上传和公布时都是通过合法的形式与途径，只因时过境迁，这些信息的存在变得不合时宜，给信息主体带来不利于自身的负面评价。而言论自由重在保护信息处理者的言论自由，侧重说的权利。

大型网络服务提供平台与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相互选择和相互制约，对中小数据服务提供商通过网规网约实现直接的软法之治。被遗忘权要实现本土化，既可以规定在《民法分则人格权编》中，也可以依赖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订实施。

依法保护被遗忘权，也意味着网络产业运营商的运营成本提高。[30]参见薛丽：《互联网+旅游背景下旅游业新型监管模式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3期。

截至2015年12月，微软共收到并处理9000多个移除要求，关联到24000多个URL，但符合要求并被移除的比例和谷歌相仿。在被遗忘权保护与言论表达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保护背后，存在着绝然不同的力量对比：不仅有单个的个人，而且有整个大众传媒行业为言论表达和新闻出版自由而斗争，并有可能利用它为其谋利，但只有公民个人为保护自己的被遗忘权作斗争。